张文欣 ：和“文”字结缘——七十年人生片断（连载 · 之二）

03

1986年6月，我作为对口安排的人员，来到洛阳市文联上班。原本以为可以到市文联所属的《牡丹》编辑部的，但是，没有，我被安排到组联部。

组联部就组联部吧，我很快就投入了工作。一个月不到，却又被抽调到市里的农村基层整党扶贫工作组。当时的文联主席李克勤找到我，说他曾找了几个人，但他们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下乡。主席说，按说你刚来就让你下乡也不合适，这次就请你帮帮我的忙吧。我说没问题，我可以下乡，尽管我也可以列举很多不去的理由。我认为，服从大局服从工作安排，是一种职业伦理；而对一个搞文学的人来说，任何工作经历都是资源和财富。

我下乡的驻地是嵩县库区乡，当时的条件的确很艰苦，在乡政府就餐，也常常无菜可吃。到各村去，都是在山道上步行。

10个月后，工作组任务完成，我回到文联，担任了组联部和文联内部小报《洛阳文艺界》的负责人，同时开始负责市作协（当时还叫文协）的工作。

当时的各文艺家协会驻会负责人都在组联部内，由组联部统一协调管理，办公地点仍在原地区文联的小楼上。这种机制似乎显得无序和杂乱。我努力想建立起一种较为规范的工作秩序，努力想把《洛阳文艺界》办得更为丰富活泼，努力想使作协和会员们建立更为广泛密切的联系，努力想让作协组织更多的活动。这种种“努力”耗费了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种“努力”也使我有时候显得有些傻气和迂阔。有的朋友劝诫我：别管那么多杂事，专心写东西吧。

我试着改变，却没有成功。也许是性格使然，一旦有了工作或任务，我就不会偷懒不会敷衍不会应付，我总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完成我的完美主义的目标。其实有些任务也是“非常”的，或领导临时交办的。比如，召开第六次文代会之前，中心材料工作报告却拖着没人写，最后又是主席找到我，要我起草大会工作报告。我当然又是接受任务，全身心投入。

这种性格和心态的确影响了我的创作。不过我还是在写，作为身处文联的一个业余作者在写，写散文，也写小说。后来也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了一批散文和小说。我的小说似乎多是描写和探索人们心灵深处的隐痛和畸变，有时还多少有些怪诞。小说数量不多，也获过奖，但影响不是太大。散文倒是引起几个朋友的关注，他们认为我的散文有内蕴，语言沉郁洒脱，建议我以后专在散文上发展。

但是，阴差阳错，在数量上我却更多地写了报告文学。

在报告文学集《灿烂人生》的后记里，我曾说到了自己写报告文学的缘起。那是在《洛神》工作期间，领导派我去县里采访，我在临汝县发现一个农村女队长的素材，回来就写了《一个女队长的故事》，发出来后竟然得到一致的好评，连李凖也赞扬这篇报告文学写出了人物性格。

于是后来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任务，可以说，我的报告文学多是遵命文学。断之续之，就有了我的一批报告文学作品。

我是个非常“认真”的人，这种性格也渗透在我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我的每一次采访和写作，都极为认真和刻苦，对写作对象的选择也极为严格。我曾拒绝了不少找上门来想请我写的那些功利性的东西。

1992年，洛阳石化工程公司的炼油工程技术专家陈俊武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后来改称院士），这在河南是个零的突破。河南省文联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莽原》敏锐意识到这个题材的重要，于是副主编李焕振亲自来洛阳，约请我写一篇报告文学。

搞文学的人都知道，工业、科技题材是最难写的。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我全身心地投入了采访和写作。在见到陈俊武之前，我先后采访了30多个人，翻阅了100多万字的资料，准备了20多个问题。陈俊武是几十年来的老先进老模范，但却多次拒绝媒体记者的采访。但是，也许是我认真做的“功课”感动了他，也许就是一种缘分，陈院士不仅在极度的繁忙中挤时间接受了我的几次采访，还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连老伴都没见过的大学时期的日记和学习笔记。

陈俊武辉煌的业绩和高尚的品德，也深深感动着我。我的写作很艰苦，但充满了激情，似乎一直处于亢奋之中。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平均一天只睡4、5个小时。

这一年，也正值我的儿子参加高考。但是我却无暇顾及，对于报志愿、选学校、录取，这些在很多人看来是家庭中天大的事，我却只是委托我的一个朋友代为处理。后来几经周折，尽管儿子也上了大学，但我心中却永远埋下了深深的遗憾和歉疚。

这篇题为《灿烂人生》的报告文学在1993年第1期《莽原》上以头题的重要位置发表，迅速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洛阳石化工程公司的干部职工以极大的惊喜阅读着这篇报告文学，阅读着一个他们熟悉的人和熟悉的群体，也体味着一篇文学作品给他们带来的激动、共鸣、回忆和憧憬。《莽原》被你争我抢，已远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公司党委决定把《灿烂人生》翻印4000册，供全体职工学习。

 1993年5月，《莽原》杂志社和洛阳石化工程公司在洛阳联合召开“学习科学家陈俊武和《灿烂人生》作品座谈会”，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省文联，中石化、洛阳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作家评论家、省市主要媒体记者6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大家在发言中高度赞扬了陈俊武的业绩和品格，也对《灿烂人生》和作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的刘清惠在讲话中说：“我要向张文欣同志祝贺，祝贺他写出了一部好作品，我们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我们的文艺家们，都应该从张文欣同志身上受到启发。心诚则灵，假如没有张文欣同志虚心扎实的精神，那么对陈俊武的采访是很难完成的。”

来宾中还有一位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顾问陈舜瑶，她是一位老革命，是陈俊武的姐姐，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同志的夫人。她和我亲切地交谈合影，说：“这篇作品写得很好，我也很受教育。我家的历史，还有俊武的好多事情我也不太清楚，不知道你从哪里挖出这么多素材，真不容易，谢谢你。”

她回京后不久，就给我寄来了她亲笔签名的自己的散文集《沙海散记》，这是她在甘肃任宣传部长时写的作品。

座谈会后，《洛阳日报》以整版篇幅，全文刊登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这在《洛阳日报》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先例。

这次座谈会后，围绕《灿烂人生》还有许多余波和涟漪，比如市委宣传部部长亲自主持召开了专题座谈会，《中国石化报》、《洛阳知识分子》、《院士风采》等都转载了这篇作品，《灿烂人生》先后获《莽原》文学大奖和“风采杯”优秀作品奖，洛阳石化工程公司授与我荣誉职工的称号，邀请我多次做报告，等等。

但在市文联，平静如昨，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当时是组联部主任，作协秘书长。我已非常熟悉和适应这种气氛，我也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平静如昨，甚至更为低调和内敛。我潜沉下去，一如既往地工作，做事。倒是《莽原》等几个刊物又几次约稿，使我在业余时间里显得更为忙碌。

陈俊武院士

《灿烂人生》也使我和陈俊武院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我和这位功勋卓著却又平易家常的科学家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逢年过节，我都要去拜访看望。但这位老人却坚持回访，专门坐公交车跑到我家里来看望。流行贺卡拜年的那些年，每个新年，我收到的第一张贺卡，都是这位院士寄来的。院士八十寿辰，我写了一首贺诗，并请著名书法家书写装裱后送去，院士把这幅作品悬挂在书房，专门坐在下面拍了一张照片寄来作为纪念。我六十岁生日时，院士专门撰写了一副嵌入我名字的贺联赠我。

老人是共和国的功臣，业绩辉煌德高望重，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淡泊名利，老人的精神境界使我由衷地感动、敬仰。老人和我的这种忘年交的友谊像是一片阳光，照耀着我温暖着我也启迪着我。

1993年底，在洛阳市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副主席。

04

1996年，我开始担任洛阳市文联副主席，同时兼任《牡丹》文学杂志主编。

我当“官”了。

张文欣

时隔10年之后，我却就任了当年曾被我拒绝过的同级的甚至同样的职务。如今官场文化丰富多彩，有关官场的文学作品很多，话题也很多。围绕一个人的升迁或降黜，常常有许多舆论。我担任副主席，很多人说，实至名归，这是人家干出来。但是我相信，一定也会有别的什么议论。

一个开始并不想当“官”的人，最后却当上了。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我并不想说的太多，如果要说，只有两点：一是，我的“进步”，是被环境和形势逼出来促出来的；二是，尽管社会上对如今的干部提拔问题议论多多，但以自己的经历来看，领导和组织部门选人用人可谓公正廉洁，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人间正道是沧桑。

其实，文联的“官”算什么呀，办公条件简陋，办公经费短缺，无权无势无钱，人们戏称为清水衙门、边缘地带、弱势群体。

其实，在这些年间，我是有不少的机会可以改行，调动工作的，是可以跳出文艺界这充满了是是非非的“三界”之外的，但是，我最后仍选择了坚守。是执着？是痴迷？也许还是因了那个“文”字的深缘吧。

我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工作，整顿刊物，成立杂志社的理事会，举办创刊四十周年的庆典活动，组织举办笔会研讨会，扶持青年作者，等等。1997年5月举办的《牡丹》创刊四十周年的庆典活动，多位领导和著名作家题词祝贺，市委多位领导参加，邀请了著名作家、评论家和《中国作家》、《小说月报》的主编多人莅临，成为一次高规格的文学盛会。

还有许许多多如“猬集”一样的事务。在我分管的，承担的工作中，我自己有一种近乎苛刻的完美主义的标准，当然也要为此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有一年我担任在洛阳举办的省首届民间艺术节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殚精竭虑，最后取得圆满成功，受到省文联有关领导的高度评价，后来被省文联授予“特殊贡献奖”。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竟然一度还担任了单位分房和建房领导小组的组长。我没有分管行政，这本来不是我这个业务副主席的事。但是，为建房的事，领导班子开了多次会，就是没人接这个活。时任文联主席的李有刚老兄对我说：“老弟，就当是帮我的忙，你挑起这个担子吧！”，这和10多年前那一位姓李的主席让我下乡时的口气差不多。

我应下了。我说，谁都知道这是个扎手的刺猬，烫手的山芋，但是，作为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班子长期议而不决，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当领导，做人，关键时候都应该负责任，有担当。

先是分房，面对的是一大堆矛盾；再是建房，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而我领导的建房小组成员只有三个人，一个音乐家一个书法家还有一个诗人，包括我在内，都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中间的困难障碍，是非纷纭，苦甜酸辣，一言难尽。总之，那一段时间是我最难熬的日子。扎手的刺猬和烫手的山芋让我吃尽了苦头。令我欣慰的是，文联历史上第一座也是最后一座住宅楼如期完工，基本上全部解决了文联职工的住房问题。当然也有让我心寒的事，有人写匿名信告我，说我贪污受贿，云云。对此，我曾经仰望苍天在心中呐喊：“天地良心！”

我既然兼任了《牡丹》主编，倾心倾力的另一件事是如何办好刊物。《牡丹》是1957年创刊的一份老牌文学杂志，已经走过了40多年风风雨雨的路程。但是却面临着空前的困境：拖欠长达一年多的印刷费、稿费无力支付，各类债务总额十几万元，编校质量差，刊物不能按时出版，等等。这里既有纯文学刊物所遇到的经费困难这些共性问题，也有主观懈怠和管理不善不力的问题。我最初只是主管的领导，只负责稿子的终审，日常工作另有其人。我作了许多努力，但成效甚微。

1999年底，刚从外单位调来文联任主席的一位老兄发现了这种情况，神情严肃地对我说，刊物是文联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若出了问题，咱俩个都有责任。你是主编，你必须亲自把担子担起来，下面的人员你来定。开始我是推辞的、犹豫的。但最后还是接下了这个同样烫手的山芋。在党组支持下，我对编辑部领导成员作了调整，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整顿工作纪律，革新刊物的栏目和版面，强调以提高刊物质量为中心，同时加强发行、创收等项措施，以全面提升刊物的实力和影响力。

我不仅认真审看稿件，还亲自组稿约稿，为栏目写点评文章主持人语，同时还找领导，跑企业，为筹措刊物经费殚精竭虑。我就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自己转着，还带动着编辑部也高速运转。时任编辑部主任的韩国平，这位和我共事多年的小老弟后来曾不无调侃地说：张主席是个工作狂，在他手下工作不能松懈，他手中的小鞭子整天嗖嗖响！

在主持《牡丹》工作期间，我经常给大家说的一句话是：办刊物是个良心活。我认为，你是真正为读者、作者和刊物负责，还是敷衍应付，甚至是藉刊物以营私，这全在自己的自觉行动之中。表面上好像谁也看不出，但是刊物的质量却最终要显示出来。

在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刊物面貌迅速改变。从2000年开始，刊物每期保证准时出版，编校质量不断提高，在保证刊物正常运行的基础上，用三年时间，全部清偿了所有债务，并添置了一辆汽车和新的办公设备。

《牡丹》新的风貌新的气象受到读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2000年 ，在全省期刊的编校质量考核评比中，《牡丹》居文学类刊物之首。2001年，《牡丹》被省新闻出版局评为一级期刊。《牡丹》刊发的作品先后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散文选刊》、《小小说选刊》、《诗选刊》等各类选刊选载。2003年，在全省文联系统评比中，编辑部被评为先进集体，我被评为先进个人。2004年的《新闻出版报》上，还发表了介绍评述《牡丹》办刊经验的记者专访。2005年，我还应约在省文联主办的《河南文艺界》上发表了《让牡丹永远芬芳》的署名文章。

在繁忙的工作中，我始终把发现、培养和扶持优秀作者和作品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2002年，有一篇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中篇小说《荒地村事》送到我手里，作者董陆明是个新闻工作者，从没有写过文学作品。这篇小说带有投石问路的意味，想在我这里得到“鉴定”。我认真读后觉得作品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形象鲜明，并且意蕴深厚，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决定在《牡丹》头题发出，并认真向《小说选刊》推荐。很快，《小说选刊》也以头条选载了这篇作品。这在河南文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据说，新时期文学以来，河南作家的小说被《小说选刊》选为头条的只有两篇，一篇是张宇（后任省作协主席）的，再就是此篇了。董陆明也以此为契机，一路疾进，发中篇，出长篇，后来被调到郑州市文联当了专业作家。

我要求编辑们一定要认真处理作者的每一篇来稿，对来自基层的，特别是农村的，条件艰苦的业余作者的稿件要更为关注。不仅关心他们的创作，还尽力而为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有时候还要解囊相助。但是，对于赞扬我的读者来信，对于评论我作品的文章，我都一律压下来不发。我认为，刊物是个社会性的开放性的平台，是个公器，一定要珍惜和爱护这个话语权，作为主编，应避“瓜田李下”之嫌。为此我也得罪了不少亲朋，我叔父推荐的稿子，还有一些刊物同行的稿子，我都因为质量问题压下没发。著名作家、原省文联主席南丁曾为我的第一本报告文学集写序，并想让我在《牡丹》发一下，但这违背了我定的规矩，南丁老师理解并体谅了我，这篇文章他最后发表在《河南日报》上。

2001年初，在市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主席。

2004年初，在经过民主测评、考察、公示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后，我开始担任洛阳市文联主席，这一年，我也被推选为洛阳市政协委员。

市委一位主要领导找我谈话，说：你是多年来第一个从文联内部选拔担任主席的业务干部，你有成就，也有社会影响，我们认为这有利于洛阳文艺事业的发展，希望你努力工作。

我从内心深处感激群众和组织的信任，但我也知道，根据领导干部任职年龄的规定，留给我的舞台和空间并不大，因此自己只有更加珍惜时间，加倍努力。

在我任主席期间，洛阳美术馆建成开馆，举办庆祝洛阳市文联成立45周年和组织一系列各艺术门类的大型展演活动，增添办公设备改变办公环境，增加《牡丹》办刊经费，等等，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为文联和文艺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我退居二线时，有关部门对我进行的离任审计表明：我任职期间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一。也就是说，翻了一番还多。

这些尽管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在我心头占最重要位置的，还是人的问题，是队伍的发展和事业的连续性的问题。

洛阳市文联是建国之初就成立的老单位，业务性也较强，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人员老化，青黄不接的局面。但是，选人调人工作敏感并且难度极大，逐渐累积也成了一个扎手的“刺猬”。但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快就会成为严重影响制约文联正常工作开展的死结。我下了决心，也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奔波，先后多次找到市委市政府、组织部、人事局领导汇报文联的情况，终于取得了领导的理解和支持，然后根据不同情况不同方式，广泛选拔，考试招聘，调动调整。在我任职期间，先后有8人调进了文联机关和杂志社、画院，这批学有专长或已初有成就的年青人为文联增添了活力和朝气，短短几年功夫，由于老同志的退休离任，他们大多已成为各个岗位上的骨干。

不少人感慨，要不是那时抓紧进的这批人，现在文联的工作不知要增加多少困难。

但是，我同时要面对的还有一些流言和噪音，甚至还有暗中施放的冷箭。为了坚定实施自己的工作目标，我当时采取的态度是，不计较不理睬不纠缠，只管干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

所幸的是，我遇到了一个好搭档，当时的党组书记王经华，我们两个互相体谅、互相谦让、互相配合，紧密团结，才使得各项工作正常进展。

原载《牡丹》2019年第10期

（未完待续）

张文欣，汝州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洛阳德艺双馨文艺家。

曾任洛阳市文联、洛阳市作家协会主席，《牡丹》文学杂志主编，河南省文联第五届委员，河南省作家协会第三、四、五届理事，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洛阳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洛阳理工学院人文与社科学院特聘教授。先后发表出版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等作品300多万字，并多次获奖。